编辑发布:黎海滨
《礼记·大同与小康》是从【礼记】第九篇《礼运》节选出来礼记中孝顺的句子,标题是本人另加的。
《礼运》是讲礼的进化的一篇文章。
《礼记》是十三经的一种,共四十九篇,和仪礼,周礼,合称为“三礼”。
礼记,大概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儒讲礼的文章的集成。西汉时候,博士戴圣讲授本书,所以也叫做《小戴记》,跟戴德的《大戴记》有分别。内容是谈哲理,谈政治制度,或者讲述礼乐,器物,人生仪节。范围广大,是儒家的重要典籍。
【礼记】之《礼运·大同与小康篇》原文如下:
昔者,仲尼与于蜡宾事毕,出游于观之上,喟然而叹。仲尼之叹,盖叹鲁也。言偃在侧,曰:“君子何叹?”孔子曰:“大道之行也,与三代之英,丘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。”
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: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礼记中孝顺的句子;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中孝顺的句子;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,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,恶其不出于其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‘大同’。”
“今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: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;货力为己;大人世及以身体,城郭沟池以为固;礼义以为纪——以正君臣,以笃父子,以睦兄弟,以和夫妇;以设制度,以立田里;以贤勇知,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,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,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,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着其义,以考共信,着有过,刑仁,讲让,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,在埶者去,众以为殃。是谓‘小康’。”
为什么我说【礼记】之《礼运·大同与小康篇》,是中国读书人必读必背篇目呢?这是因为,【礼记】之《礼运·大同与小康篇》所呈现出的那个公平、正义、诚信,又充满温情、关爱的社会,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理想,可以成为人类向着美好生活缓步前行之路上的一盏微光。
从温饱社会,到全面小康社会,再到举世大同社会……那不仅是儒家孔圣人描写的终极理想,也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来矢志不懈的追求目标。
几年前,在一部火遍大街小巷的古装电视剧中,出现过这样一个情节:皇帝为了惩戒他顽劣的女儿,罚她在三天之内抄写“礼运大同篇”一百遍,让很多观众由此知道了“礼运大同篇”的名称。
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,历来就有追逐美好生活的历史文化传统。《礼记》中的《礼运·大同篇》记载了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。
文言文版的《礼运·大同与小康篇》,比较难懂,本人试着把它翻译成白话文——
当时孔子参加一祭事活动结束后,在大门楼上游览,不觉唉声叹气起来,弟子言偃在旁边问先生为什么叹息呢?孔子便说:“大道实行的时代与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治世的时代,我都没有赶上,可还是有记载的。大道实行的时代,天下为公。选举贤能之人主持政事,讲求信用推行和睦,人们不单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与子女,也亲爱别人的父母与子女。老年人安享天年,壮年人乐于生产,小孩子快乐成长。老而无妻、老而无夫、老而无子、幼而无父、身有残疾,这些困难没有依靠的人,生活都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和供养。男人尽心自己的职分,女人安守自己的家庭。人们厌恶财物浪费,却又不私藏;厌恶劳动付出不够多,却不是为了自己多得到劳动成果。所以各种贪财图谋的心没有,盗窃乱贼不会出现,所以各家的大门都不用关,这就是大同社会。”
如今大道既然再无法行,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。人人只孝敬自己的父母,只爱护自己的子女,生产财货和付出劳力,都只为了自己而已。在上位的将爵位传给自己子弟,成为固定的制度。又各自筑起内外城郭、挖掘壕沟,来保卫一己的领土。并且按照礼义来定出法度, 去确立君臣的名分,加深父子的恩情,使兄弟和睦相亲,令夫妻和谐相处。由此而设立各种制度,划定田里强界;以此推许勇敢和聪明的人,奖励为自己效力的人。这样一来,一切阴谋诡计就产生了,而战争也就由此而起。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和周公,都是这时代的代表人物。这六位贤君,没有一个不是小心谨慎地运用礼制治国的。他们以此来确立行事的是非标准,养成百姓诚实守信的风气,又明白地指出人们的过错所在,标榜仁爱,讲求互相推让,使老百姓能有法规可去遵从。如果有人不按照这样做的话。即使是有权有势的,也会被罢免,而民众都会视之为祸根。这就叫做“小康”世界。
从这个记载来看,大同社会在我国古代是实现过的,指的是五帝的时代,圣人治世,天下为公,没有私心,帝位是禅让给有德行的人,百姓纯朴善良,出现大同社会并不奇怪。夏商周时虽然家天下,但也是英明君主治世,良好的社会状态也和大同社会相差不会太远。当时孔子处在春秋乱世,自然很是感叹。
这段短短的文字,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多年帝制时代里,“天下为公”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古人追慕、向往的理想世界,也一直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皇权政治所标榜的最高治理目标。即使到了近代,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“天下为公”,也正是出自《礼运》。
不过,五帝时代是否真的如孔子所描述的样子,其实是很成问题的,至少从考古发掘的证据来看,孔子对“大同”社会的描述极有可能掺杂了想象的成分,并非历史实情。也就是说,这样一个天下为公的“大同”社会,在可考的人类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实现过。但是,这并不妨碍儒家将“大同”塑造为一种最高的政治理想——即使它没有在历史中实现过,它也依然是人类在未来可以追求的美好生活的目标。
古往今来,中国的读书人,无论是谁,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,都很难不被其中对“大同”的描绘所打动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总是相似的。《礼运》所呈现出的那个公平、正义、诚信,又充满温情、关爱的社会,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理想。当然,作为理想,它的实现还有非常遥远的路途要走,但它至少可以成为人类向着美好生活缓步前行之路上的一盏微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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